刘仲敬论狼牙棒的重要性，论岁月静好在中国就是找死。

劉仲敬論狼牙棒的重要性，論歲月靜好在中國就是找死。 我那些親戚就是想走冒辟疆這條路綫。當時是江澤民時代的尾巴，然後我大義凜然把他們臭駡了一頓以後表示，我是一位偉大的民主鬥士，絕對不能跟他們同流合污。然後我就跑掉了，爲了避免他們企圖利用我在體制內的地位給自己謀好處。這個問題是這樣的：如果你有一個公務員的地位的話，即使你什麽也不做，總有人去造謠說是，我是奉劉某人的名義這麽做的，這就叫狐假虎威。就好像是，在臺灣人的論壇中有一個被台派的人說成是中國人假扮的人，他動不動就說是美國人會答應什麽什麽的。我當時想的就是，這就叫做狐假虎威呀。你拿著美國人的口氣說“這些都是美國人擔保的”，而美國人知道你嗎？我雖然有很多事情不知道，但是我是制止不住有些人拿著我的牌子去狐假虎威的，所以我索性連公務員都不做了，一口氣跑回到四川來。 理由是這個樣子的：假如你們平時說的那些共産黨如何如何對不起我們的話都是真的，現在我回來了，你們是不是應該跟著我走？然後我們團結起來，到你們原來的地方去跟共産黨作對。你們不要在烏魯木齊待著，在烏魯木齊待著的話，你們的身份是貧下中農。誰是烏魯木齊的地主資本家呢？那當然是維吾爾人。共産黨帶著你們來占了維吾爾人的土地，騎在維吾爾人頭上。你們的身份是什麽？就跟當年共産黨帶著一批貧下中農和無産階級來打四川的地主資本家一樣。你們不是說“我們是高貴的資産階級，都是被你們共産黨帶的貧下中農坑害的”嗎？好，既然你們是這樣說的，那麽現在共産黨讓你們當貧下中農，讓你們去坑維吾爾人，你們一定不幹咯？請看，你們跟著我來，我帶你們回四川去，當還鄉團，打回老家去，然後跟共産黨作對，你們一定不會反對吧。結果他們一個也不來，科科。至少對于我來說，這就是證明你們說的話全都是屁話，你們除了想占便宜以外沒有別的理由。 你們說的那些話就像是《圍城》裏面方鴻漸曾經說的那樣，日本人毀壞了許多子虛烏有的産業。這是什麽意思？就是說，日本人一打仗，有很多人不是逃難了嗎，有些人原先是闊佬，然後他就在重慶哀嘆說，“我本來在上海很有錢的，現在我沒錢了，都怪日本人。”但是與此同時有很多無産階級，他本來在上海一個錢也沒有，借此機會他就跳出來說，“哎，我本來是很有錢的，都是日本人害了我。”這話的意思就是什麽呢？就像是馬克·吐溫的那本小說《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說的那樣，兩個小孩子在河上遇見兩個騙子，一個騙子說我是英國公爵，另一個騙子說我是法國王子，我是在本國被萬惡的革命黨人趕出來的，我現在到了美國，沒有別的希望，只是希望你們天真純潔的美國人按照對待國王和公爵的禮節對待我們。當然，他們本來什麽也不是，連莎士比亞的臺詞都背不出來，只是兩個蹩脚演員而已，但是小孩子被他們騙了，就真的像是伺候國王和公爵一樣伺候他們。方鴻漸所說的那些人就是打這個主意。我本來是窮人，但是因爲有些上海的富人跑來變成了窮人，然後我就冒充，“我原來也是資本家呀，現在你們也要像對待資本家一樣對待我”，于是我就可以享受這種待遇了。 我對我的那些親戚說，你們如果證明你們不是騙子的話，你們就得跟著我走，這樣就證明你們不是騙子了，你們真的是資産階級。如果你們真是資産階級的話，那麽你們回到你們的老家去，你們有可以聲索的對象，你們會像是以色列人非要回到耶路撒冷一樣非要回去；但如果你們是騙子，你們的目的就是爲了當貧下中農，跟著偉大的黨去占維吾爾地主資本家的便宜，那麽你們當然會是繼續留在烏魯木齊。他們一個也不來，然後我就理直氣壯地把他們當成萬惡的無産階級來對待了，因爲這就是你們自己實驗沒有過關。真正的資産階級，他必然要聲索他失去的東西，那麽他必然要做一些事情。如果這些事情都不做，那你不過是講兩個故事、想從社會當中得到你本來不配得到的尊重而已。我在剛才我說的那個群裏面跟另外一批中國基督教徒吵架，然後用同樣的方式駡他們說是：現在我已經看透了你們，你們的所作所爲無非就是爲了騙取你們不配得到的尊重，這個尊重是美國基督徒用他們的槍杆子打出來的，而你們這撥費拉却想蹭別人，用說幾句屁話的方式就能够騙到同樣的尊重。我也不覺得我駡錯了他們，也不覺得駡錯了中國的無産階級資本家。總之，這種辦法只能是這個樣子的：如果你是你口頭聲稱的那種人，你必定會做出那種人在這種情况下應該做出的事情，幷且爲此付出一定的成本。 接下來就要涉及一個沙裏亞式的判斷方法。中國基督教徒一聽到沙裏亞這個詞就開始發飈，但是他們自己能不能够搞出跟沙裏亞同等級別的習慣法還是很成問題的。沙裏亞法有一個造法方式是怎樣的呢？世界是不斷變化的，環境也是不一樣的，先知說的話和先知的言行錄幷不能什麽都管得住。那麽在這樣的情况下或者那樣的情况下，教法學家設想，假如先知本人或者先知的某個門徒遇上這樣的情况，照他的爲人和他的價值觀，他會怎麽做。然後我假定他這麽做，把這個假定作爲一個造法實驗，拿出來推出。如果我在我的門徒、弟子和社區當中用這種方法生效得很好，我就會說，看來一定是真主保佑我們，我設計的這個造法是對的，那麽先知當時就是會這麽做的，因此我造出來的法至少是有較低一級的效果，我的造法實驗成功了。那麽對付中國人的話有很簡單的辦法：你說你是什麽人，那麽這種人應該做什麽事情，你做不做？比如說，你說你是聖雄甘地，那麽我們就要做一個造法實驗：聖雄甘地如果遇上共産黨會做些什麽？你要有能耐想出來。你如果想不出來，那麽我敢說，你沒有資格做牧師，沒有資格做教法學家，沒有資格做普通法的法官，你沒有造法能力，不能做社區領袖，不够資格做凝結核，你滾一邊去。你是那種秩序消費者，只有別人帶著你走，或者你就徹底完蛋。 秩序生産者就是能産生秩序的人，它有兩個層面：最低層面就像孔子那樣，我雖然做不到，但是我能够指出，做了某某某事情就是亂臣賊子，亂臣賊子就是該打，打不掉也要駡他，這是最起碼的，我做到這個層面是沒問題的；高級別的就像聖路易那樣，我手持長槍和盾牌，像騎士羅蘭那樣，遇上不公不義的事情，我要按照基督教騎士的價值觀，我要去拔刀逞凶除惡。這兩種人，狹義的秩序生産者應該是聖路易那種人，僅僅是像孔子這種人都不太够格。但是我們把定義放到最寬，秩序生産者至少也得具有孔子那種能力才行。如果連這個都做不到，你連聖雄甘地遇到共産黨會做什麽、應該做什麽都說不出來，連一個假設都說不出來，你給我滾一邊去，你絕對不是什麽秩序生産者。你連在動嘴皮子的層面上都是耍賴的，想要別人給你做好了，給你搞現成的東西。 同樣，你可以去問李家寶，你說你要在中國實行自由民主，你說說看，在現在的中國共産黨這種情况下，你至少要有一個模擬預案。我要參加聯考，我也要有一個複習計劃。要健身，也要有一個健身計劃。你不能說這是臺灣人的事情或者美國人的事情吧，他們是中國人還是你是中國人？你說中國要實行自由民主，你給我提一個方案出來，然後你提的方案你自己去負責執行。別人可以幫你，但是別人幫你的前提是你自己要有份。世界上從來沒有說是你讓別人去做你自己不做的事情，那你明顯就是一個騙子了。如果我說我要去做一件事情，那麽別人可以幫一點，但是總有一部分是我自己參與的。同樣，你自己負責去執行一下你自己的計劃。如果你連主意都沒有，那麽你顯然幷不具備政治庇護的資格，因爲你沒有一個政治綱領。 就算你被人迫害了，那也是因爲中國人都是張獻忠，所有人都在迫害所有人，所有人都在咬所有人。這是迫害，但它不是政治迫害。每個中國人都在迫害別人和同時被迫害，所有中國人都是被迫害者，而且被迫害的記錄恐怕加起來比起五百個叙利亞人受到的迫害都還要多。但是，大多數中國人正如科幻小說作家、萬惡的准匪諜劉慈欣所說的那樣，他很誠實地說，他不知道劉曉波，他認識的大多數人也從來對自由民主毫不關心。考慮到他是一個國企員工，我敢說他說的是實話。廣大的國企員工們隨時都在被迫害，從私設公堂、隔離審查到現在的把誰誰誰送到楊永信那裏去，以及根本屬小兒科的每天都在寫不利于領導們、同事們和鄰居們的匿名信、檢舉信和揭發信之類的，這是他們每天都在幹的事情，他們每天都在被迫害。我想，一個德國科學家或者俄國科學家如果被他的同事寫了檢舉信到克格勃那裏去，覺得克格勃快要來抓他了，他瘋狂地逃過了柏林墻，這是一個非常合理的被迫害理由。但是在中國人身上，這個理由就完全不能成立。你的鄰居爲了討厭你早上或者晚上放搖滾音樂發出的噪音，就會寫出同樣的檢舉信來，而且很難說你沒有對其他人做過類似的事情。你要是算政治犯的話，所有人都是政治犯了。基本情况都是這個樣子。 合理的推論就是我剛才說的那樣，你得爲自己提出解决問題的方案，而且要負責去執行這個方案。別人幫你，是給你在執行這個方案的過程當中提供一個適當的平臺。比如說像李家寶這樣，他如果有一個在中國執行自由民主的偉大計劃，而這個計劃在招聘工作人員的階段需要一個安全期，那可以的，給你五年的安全期。假如說你要成立一個自由民主黨在中國實行自由民主，但你手下人手不足，給你五年時間，你把你的党成立出來。如果五年你成立不出來的話，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可以連續上三十年而不開除的大學，如果你十年、二十年永遠畢不了業的話，難道你應該一直在大學裏面養老嗎？這裏幷不是你的家園，我們已經給過你比大多數中國人更多的庇護了。你得用你的實際行動證明，你說要做的事情確實是你所做的事情。或者你要能够提供法律術語所謂的不可抗力的證明，證明出了一些你不可能預見到的意外，以至于你做不到你所承諾的事情。 庇護權本來不是千篇一律的，幷不像是比如說在九十年代以後很多在什麽大使館面前喊了一聲“平反六四”就嗖的跑來庇護、然後到了紐約以後就自己去開飯店去了、以後除了賺錢以外什麽也不做的福建人設想的那樣。大多數庇護像查理十二在土耳其宮廷得到的那種庇護那樣，都是有非常具體的條件的。具體的條件是什麽，要取决于庇護者的身份。例如，土耳其人的庇護條件跟法國人的庇護條件不一樣，法國人的庇護條件跟英國人的庇護條件不一樣，這個主要取决于東道國自身的需求。不是說你拿了一個手續以後反而比土生土長、就在本國生下來、一直是本國人的公民反而要占便宜，你什麽義務也不盡就能免費搭無限的便車了。顯然，歷史上作爲習慣法的庇護的規則在大多數時間都不是這樣的。 如果是說在有的時間，例如像我剛才描述的那種福建人在紐約享受了十幾年這樣的待遇，那麽這種待遇也不是一個權利，而只是一個恩賜，它是隨時可以收回的，美國人隨時可以改變主意。比如說即使是獲得了公民權的德國籍的美國人或者英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因爲從事了間諜活動而被取消了公民權都有的是。這個事情也不是像大陸法那樣一刀切的，而是具體個案的。比如說，如果有人認爲某某某這種行爲跟他的公開身份不合理的、對他提出起訴的話，那麽他就會自己形成個案處理，而陪審團做出的判决就會變成與此相關的衆多判决之一。所以實際上，幷不存在我剛才描述的福建人所設想的那種無限適用的庇護權。如果有人正好處在那種地位，那他也只是碰巧。 實際上，大多數中國人都生活在碰巧當中。這種生活狀態就有點像是《圍城》裏面，方鴻漸逃離上海，戰爭已經爆發，到了無錫老家，然後他發現他的無錫鄉親們一天到晚都在商量怎麽給他娶媳婦的事情。儘管戰爭已經爆發，那些地方離無錫的距離幷不很遠，但他們的生活方式好像是永遠用不著逃難一樣。但是這根本不是什麽大將風度，只不過是，其實知道又能怎樣，好像還是像原來一樣過，然後戰爭就一路打過來了。大多數中國人都是所謂的燕巢于飛幕之上，魚游于沸鼎之中。即使明知道馬上就要被煮熟了，但是還是若無其事。之所以若無其事，不是什麽鎮定自若，而是因爲走投無路。這是中國人特有的一種難民修養。就算是明天就要上絞刑架了，最後這頓飯我也要好好吃。這種東西被很多知識分子用我剛才說的那種明明比普通人還不如、但是非要裝成比普通人還要更高的方法，說成是一種偉大的生活藝術。就是說，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蒙古人快要打過來了，但是臨安城的生活藝術仍然如故，大家都還在享受生活呢。